新冠疫情：亚太区如何引领贷款业务转型

新冠疫情可能是一场关乎健康的危机，但也粉碎了经济假设。这场疫情导致澳大利亚、日本和新加坡等主要市场陷入衰退，而其他市场的增长也几乎停滞。各国政府、央行和监管机构已进入逆周期模式。亚太区各国货币政策决策机构纷纷降息、增加货币供应、为贷款提供担保、发放政府贷款、延迟税收、放宽资本要求，并鼓励银行对债务违约给予宽容。

亚太区的商业银行已成为这些经济救助计划中的紧急救援者，向最需要帮助的个人和组织（包括中小企业以及旅游、酒店、零售和大宗商品等行业面临压力的企业）提供财务援助。他们迅速采取行动，传导刺激性举措，为客户提供支持：处理激增的客户咨询、减免费用、安排还款宽限期，并处理前所未有的巨量信贷申请，这一切都基于快速安装上线的技术得以实现。银行克服了诸多实际障碍，所取得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关闭分支机构，改为在家办公，更换交易场所，以及保持业务连续性。

即便如此，这场危机仍对银行运营构成巨大挑战。手机和线上业务处理能力往往不足以满足需求。员工难以远程访问核心系统。许多关键工作流程已经过时，过度依赖纸张和手动流程。离岸和外包支持中心无法满足需求，这表明，银行需要对客户体验进行更严密的监控。远程办公模式让银行易遭受网络攻击，而且有迹象表明，随着财务压力的加剧，客户欺诈行为也在增加。

此外，亚太区银行面临的财务压力格外突出。近年来，大型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积累了可观的资本实力，危机期间的存款流入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借款人提款额增加对流动性的影响。即便如此，从长期放贷增长到经济收缩的突然转变，仍将造成巨大压力。资产质量已经下降。在澳大利亚，四大石油巨头上半年减值损失总计57亿澳元（39亿美元），但只有在财政支持解除、延期偿债结束时，整体情况才会浮出水面。贷款损失预计将持续数年，近期一项研究预测显示，2020年至2021年，亚太区银行的信贷损失将占全球的60%左右¹。

为了应对上述局面，各大银行正全力监控其投资组合，并依照IFRS 9准则调整准备金，尽管韩国等一些市场的监管机构已就如何实施这些举措发布了临时性指引。未来数月乃至数年，银行将需要管理日益增长的不良债务，并保存资本。许多银行需要削减金融投资，开始或加速剥离非核心资产，并限制分配。经济低迷还可能加速企业倒闭，尤其是中小企业。除了这些挑战之外，危机前即存在的盈利能力潜在压力（例如低利率及合规成本）也并未消失。

这场危机的影响才刚刚拉开序幕。这将是一场马拉松，而不是短跑。

受疫情影响，亚太区各银行不得不面对其当前运营模式的不足之处。经济衰退也增加了银行强化韧性、效率和以客户为本等工作的重要性，这些举措本是疫情前各家银行就需要解决的事项。

好消息是，2020年上半年，客户行为发生快速变化，快于以往任何时刻。现金支付和面对面接触减少，而非接触式支付和数字化应用骤增。以香港为例，零售银行业务中数字化工具的使用率仅在数周内即由40%升至80%²。鉴于自动化、数字化流程可减少人为干预，降低持续运营成本，技术较为先进的银行皆希望上述多项变化成为永久性变革。相比之下，不够成熟的银行还在追赶数字化发展进程。

许多银行业从业机构也发现，其实施变革的速度远超想象。例如，三菱日联金融集团（MUFG）已迅速采取行动，简化中小企业贷款申请，而星展银行（DBS）则推出了新型非接触式支付卡供物流公司使用³。相比之下，未进行数字化变革的银行明显处于劣势。

于是，近数月来，许多亚太区银行均希望以此次变革为跳板，进一步提升效率、灵敏度和可及性。2020年很可能成为促进银行业务模式变革的关键之年。虽然变革主要涉及零售和中小企业领域，但也极有可能是调整传统关系管理、促进企业银行远程交付的大好时机。

当前危机不仅将彻底改变银行业务模式，也会使行业战略动能发生巨大转变。

显而易见，银行业所担当的重要经济角色为银行提供了证明其社会价值的绝佳契机。在全球疫情背景下，银行提供必要的银行业务和支付服务，为政府支持向企业和家庭传导提供渠道，利用其自身资产负债表提供急需贷款。这些举措帮助银行业建立起了客户信任并获取了公众认同。

面对经济衰退，银行对其行业风险敞口的复核同等重要。由于危机期间资本配置通常会发生变化，许多贷款机构会选择在此时离开吸引力较弱的市场和客户细分。

然而，银行决策将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投资者和监管机构正密切关注银行的行为。银行应避免因匆忙反应而扰乱市场，同时确保贷款、损失准备金和战略性决策的合理性。政府支持计划结束的时点很可能是一个极其敏感的时刻。银行还需要重新审视传统信贷重组流程和外包清收业务，确保按照当下的社会准则对待陷入困境的借款人。换言之，银行能否成功应对危机，取决于其是否具备妥善处理各方冲突预期的能力。至少银行需要在为借款人提供适当支持时保护其资本和利益关联方的权益。

可是同时，在信用质量下降使放贷更具选择性时，放贷机构也要面临政府和公民定义不清晰的社会预期。银行需要巧妙地平衡信贷风险与行为风险控制，以及不同客户群体间可能相抵触的需求。

已有迹象表明，竞争逻辑正在转变。大型银行利用其规模、品牌、资本实力和全周期经验，从客户的“注重质量”选择中受益。相比之下，银行的纯数字化的竞争对手面临的压力则与日俱增，例如，2020年5月，澳大利亚的一次首次公开募股被取消⁴。

可是，这并不意味未来十年亚太区领先银行将重回其传统主导地位。纯在线竞争对手（例如，韩国的KakaoBank）和一些中国大型科技公司的区域性扩张趋势（例如，正在等待新加坡牌照的蚂蚁金服集团）不会消失。

亚太区信贷行业的格局很可能将取决于比较优势。亚太区最大的银行在主要领域具备实力，但其中许多银行正在承受成本过高和基础设施陈旧的重负。金融科技公司和新生银行具有灵活性和速度优势，但需要更多资本来发展壮大。二线银行熟悉本地市场，但数字化投资范围有限。大型科技公司在数据分析和用户体验方面占优势，但放贷经验有限。

这些比较优势和不足表明，商业关系和竞争在亚太区信贷市场未来趋势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部分关键动能可能包括：

• 二级贷款机构合并，大银行不得不面对数量更少但更强大、更专业的竞争对手。
• 银行、软件服务商和云服务商之间更深层次的联盟。大型银行将持续收购小型金融科技公司，但小型贷款机构也将增强其与科技公司的合作，日本的银行业监管机构对这种合作模式表示欢迎⁵。
• 更多地利用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以提升分销、提供无缝数字化服务。例如，三菱日联金融集团近期对新加坡的超级应用服务商Grab⁶进行投资。
• 初创企业和纯线上银行利用其敏捷性（和在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等市场的开放银行业务改革）扩展其零售和中小企业服务。
• 大型科技公司和电商巨头在其现有支付能力的基础上发展贷款服务，尤其面向供应链中其已掌握丰富相关行为数据的零售客户和中小企业。
• 端到端信贷周期内相关业务逐步内包。

无论个体机构未来前景如何，亚太区高水平的数字化应用和经济多样化将使其走在未来全球信贷业务演变的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