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VI 世界下的未來：EY Megatrends 2026 八大趨勢解析

近年來，生成式人工智慧快速發展、能源轉型持續推進、地緣政治衝突升溫及人口結構變遷等重大趨勢，正同時改變全球企業的經營環境。

然而，這些變化並非獨立發生，而是受到科技、人口結構、永續發展及地緣政治等長期力量共同驅動。當這些力量彼此交織並相互放大時，不僅重塑產業競爭格局，也改變企業未來創造價值的方式。

因此，企業面對未來時，重要的已不只是掌握正在發生什麼，而是理解這些變化背後的驅動力量，以及未來可能發展的方向。

四大力量正在重塑未來

安永研究指出，當前全球變革主要受到四項核心力量驅動：

• 科技（Technology）
• 人口結構（Demographics）
• 永續發展（Sustainability）
• 地緣政治（Geopolitics）

這些力量並非各自獨立運作，而是不斷彼此交織、相互放大。

例如，人工智慧的快速發展不只是科技創新議題，同時涉及人才技能轉型與企業治理模式的改變；能源轉型除了來自永續發展需求，也受到能源安全及國際政治因素影響；人才短缺問題則同時受到人口結構、勞動力流動及教育體系變革等因素驅動。

因此，企業若僅聚焦於表面現象，往往難以掌握真正的變革方向。唯有深入理解這些驅動力量的互動關係，才能更有效辨識未來的機會與風險。

NAVI 世界：新的營運環境

四大力量持續交互作用的結果，不僅改變市場與產業，也改變企業所處的經營環境。

過去，企業習慣透過歷史數據與長期規劃預測未來。然而今日的變化往往不再循序漸進，而是透過突發事件、臨界點及連鎖反應快速展開。

一項新的關稅政策可能迅速改變供應鏈配置；一項技術突破可能在短時間內重塑產業競爭格局；一場極端氣候事件則可能影響全球市場及資本流動。

安永將此新的經營環境稱為「NAVI World」，其主要特徵包括：

• Nonlinear（非線性）：變化往往以突發事件或臨界點形式出現
• Accelerated（快速演進）：變革速度持續加快
• Volatile（高度波動）：衝擊與劇烈變化更加頻繁
• Interconnected（緊密連動）：單一事件可能引發跨市場及跨產業的連鎖效應

NAVI 世界下的挑戰與機會

在 NAVI 世界中，不確定性已不再是例外，而是新的營運常態。成功的企業將不再只是最能預測未來的企業，而是最能適應未來的企業。

然而，NAVI World 所描述的是企業所面對的新經營環境，而非變革本身。真正驅動未來發展方向的，仍是科技、人口結構、永續發展及地緣政治等四大力量持續交互作用所產生的影響。

當這些力量在高度連動且快速變化的環境中彼此交會、相互放大時，將逐漸形成足以改變企業經營模式、產業競爭格局及價值創造方式的重要變化。

對企業而言，更重要的問題不只是理解當前正在發生什麼，而是理解這些變化最終將把世界帶往何處。

為協助企業理解這些力量將如何影響未來發展方向，《EY Megatrends 2026 and Beyond》進一步歸納出八項關鍵大趨勢（Megatrends），作為觀察未來十年發展的重要視角。本文以下將依序介紹八項趨勢，並探討這些趨勢可能如何共同塑造未來企業、關鍵資源及全球經濟秩序的發展方向。

八項 Megatrends 並非彼此獨立存在，而是共同描繪未來企業如何運作、如何取得關鍵資源，以及全球經濟秩序如何重新平衡的發展脈絡。

在《EY Megatrends 2026 and Beyond》中，這些趨勢被歸納為三個相互關聯的主題。首先是 New Futures，探討人工智慧與新興科技如何重新定義企業運作、人機協作及價值創造方式；其次是 New Frontiers，聚焦人才、移動力、關鍵資源及信任等未來競爭所需的核心資源；最後是 New Order，進一步探討當企業、資源與價值創造模式同時改變時，既有的經濟制度及資本配置邏輯將如何重新平衡。

一、新未來（New Futures）

人工智慧、自動化及能力增強科技正重新定義人類與機器之間的關係。隨著組織運作、人類能力及價值創造模式同步改變，人機夥伴關係將不再只是提升效率的工具，而逐漸成為塑造未來企業與社會的重要力量。

超流動企業（Superfluid Enterprise）、人機協作（Human-Machine Hybrid）及生產力重塑（Productivity Reset）三項趨勢，分別探討組織如何運作、人類能力如何擴展，以及價值將如何被重新衡量，共同描繪人類與機器夥伴關係所開啟的新未來。

超流動企業（Superfluid Enterprise）

長久以來，企業透過管理組織中的摩擦維持運作，包括拖慢決策的層級、阻礙協調的部門界線，以及增加成本的人工流程。隨著 Agentic AI、區塊鏈智慧合約及數位分身逐步結合，這些摩擦可能大幅降低，形成所謂的「超流動企業」。在這類企業中，資料、人才與資本得以跨越原有的組織藩籬流動，傳統層級架構則逐漸轉為由人類與 AI 代理人共同協作的扁平網絡。

三項技術構成超流動企業的基礎。Agentic AI 可協調跨組織、多步驟的複雜流程，並在既定範圍內理解情境、採取行動及因應變化；智慧合約可在預定條件達成時自動執行，降低合約解讀與人工執行所產生的摩擦；數位分身則透過即時的虛擬模型，提升自主化作業的透明度、預測能力及可監督性。三者結合後，企業將逐步由「人員置於每項流程之中」轉向「人員在流程之上監督」，由 AI 處理協調、分析及執行，人類則更集中於例外處理、策略判斷、創意及倫理監督。

當人工智慧能力日益普及，單純擁有技術本身將不再足以形成持久差異。企業競爭優勢可能逐漸轉向三個面向，包括快速因應變化的能力、協調跨組織網絡的能力，以及透過目的與價值觀推動創新的能力。超流動企業所提出的問題，因而不只是企業如何消除摩擦，而是當組織中的摩擦逐漸消失後，人類在其中將扮演什麼角色。這也帶出下一項趨勢，也就是技術如何進一步擴展人類本身的能力。

人機協作（Human-Machine Hybrid）

人工智慧、機器人、腦機介面及長壽科技正共同推動新一波人類能力強化

（Human Augmentation）。超流動企業著重於消除組織運作中的摩擦；人機協作則進一步探討，新科技如何突破人類在認知、身體及壽命上的既有限制，使人類能夠完成過去難以達成的工作。這不只是以機器提高產出，而是擴展人類能力本身的邊界。

AI 增強認知是目前最直接的發展形式，特別是在模式辨識、資料分析、診斷及部分策略任務上。機器人與外骨骼則將能力增強延伸至身體層面，從製造業逐步擴展至醫療、物流及其他工作場域。腦機介面仍處於早期階段，但已開啟以神經訊號直接控制外部設備的可能；長壽研究則可能延長健康與工作年限，進一步影響職涯規劃、退休制度、醫療支出及世代公平。這些技術並非各自發展，而是逐漸結合，形成單靠人類或機器皆無法單獨達成的能力。

隨著團隊逐步納入人類、AI 代理人、機器人及經能力增強的人員，組織將面對新的協調與治理課題，包括混合團隊的責任歸屬、不同能力者之間的差距、腦神經資料的隱私與所有權，以及能力增強是否出於自願。技術若只能由少數個人或組織取得，也可能使既有的數位落差進一步演變為能力增強落差。因此，人機協作的核心不只是技術採用，而是如何使能力增強擴大人類潛力，而非形成新的不平等。

當人類與機器共同完成工作的範圍、速度與品質都發生變化，傳統以工時、投入及產量衡量績效的方式也將面臨挑戰。人機協作因而自然帶出下一個問題：當機器可以大量產出內容並執行知識工作時，應如何重新定義生產力與價值。

生產力重塑（Productivity Reset）

超流動企業消除了組織中的摩擦，人機協作則重新定義了人類能力的邊界。當組織運作模式與人員能力同時發生改變，傳統衡量生產力的方式也開始受到挑戰。過去百年來，生產力主要建立在工時、產量及投入與產出的關係上。從製造業到知識工作，人們習慣以完成多少工作、投入多少時間及創造多少產出作為衡量標準。然而，當經濟活動逐漸由實體商品轉向軟體、資料與知識創造後，許多價值已難以透過傳統指標反映。生產力的衡量邏輯正逐漸從以製造與實體產出為中心，走向軟體、資料與知識價值的衡量，並由重視產出數量，轉向重視成果的品質、相關性及影響力。

在 AI 時代，人工智慧不再只是提高效率的工具，而是重新定義價值創造方式的重要力量。生成式 AI 的出現，使自動化從例行性工作延伸至內容創作、知識工作及決策支援領域。未來的價值將愈來愈來自資料、模型與人類判斷的結合，而非單純增加投入或縮短工時。在 AI 時代，生產力將不再只是 Output/Input 的比率，而是能否將資訊、洞察與創新有效轉化為可持續的經濟價值。下一波生產力提升將來自 Agentic AI。這類系統能夠自主協調流程、執行任務及支援決策，使組織逐步朝向超流動企業發展。

二、新邊界（New Frontiers）

未來競爭所依賴的關鍵資源正在發生改變。人才、移動力、關鍵資源及信任，不再只是支援企業運作的要素，而逐漸成為未來競爭力的重要基礎。隨著人口結構、科技發展、地緣政治及氣候變遷等力量持續交互作用，未來資源的取得、配置與流動方式也將隨之改變。

對工作者而言，這些變化重新定義了個人如何創造價值、發展職涯及跨越地理疆界流動；對企業領導者而言，則代表必須重新思考如何衡量價值、配置資源、設計組織及取得所需能力。人才重塑（Talent Rewritten）、移動力基礎建設（Migration Infrastructure）、全球資源競逐（Global Resource Rush）及信任經濟（The Currency of Trust）四項趨勢，共同描繪未來競爭所需資源將如何被重新定義、取得及運用。

人才重塑（Talent Rewritten）

當生產力的來源逐漸從工時與流程效率，轉向創造力、判斷力及人機協作所產生的價值後，人才的定義也開始改變。企業過去透過招募、培養、留任與晉升建立人才管道，但在人類與 AI 共同演化的時代，這套模式已難以回應能力快速變化的需求。人才不再只是組織內部的人力資源，而是分散於員工、合作夥伴、外部專家及智慧系統所組成的能力生態系。

共享智慧（Shared Intelligence）正逐漸成為未來工作的新模式。未來的工作流程可能同時結合不同地區的人才、外部合作夥伴、雲端模型及 AI Agent，共同完成價值創造。組織競爭力不再取決於擁有多少人才，而在於是否具備協調與整合各種能力的能力。人才也因此逐漸從傳統的人才管道，轉變為需要持續管理、更新及配置的人機能力組合。價值創造的重點，也從擁有能力轉向整合與協調能力。

在此背景下，企業需要重新管理人類與 AI 能力的資產負債表。隨著人口老化、技能需求快速變動及 AI 普及，許多能力的有效期限正快速縮短。當組織的能力更新速度落後於市場需求時，便會累積所謂的 Talent Debt（人才負債），並逐漸侵蝕生產力與創新能力。相對地，具備 Talent Liquidity（人才流動性）的組織，則能快速重新配置人才、更新技能並調整 AI 能力，以維持競爭優勢。

因此，未來的人才管理不只是招募與留任，而是建立持續共同學習的能力，使人類與 AI 能夠同步演化。對工作者而言，職涯發展將愈來愈取決於持續學習與適應能力；對組織領導者而言，關鍵則在於能否持續建立、配置及更新能力，而非單純增加人力規模。當能力的重要性逐漸超越地理疆界後，下一個問題將不再只是如何培養人才，而是如何讓人才流動至最需要的地方，這也帶出下一項趨勢「Migration Infrastructure」。

移動力基礎建設（Migration Infrastructure）

人才重塑重新定義了企業需要管理的能力，但這些能力並未平均分布於不同國家與地區。人口高齡化、氣候造成的人口移動、地緣政治波動及 AI 驅動的勞動市場變化正同時發生，使人才如何跨越國界流動，逐漸成為影響企業與國家競爭力的結構性議題。移民因此不應只被視為填補當前人力或技能缺口的短期措施，而需要如同電力、交通及通訊系統一般，被視為支撐長期經濟發展的基礎建設。

四項因素正使移民成為未來十年的重要經濟議題。首先，許多成熟經濟體面臨出生率下降與人口老化，移民正由有助於經濟成長的選項，轉變為維持勞動力供給的重要來源。其次，衝突與政治不穩定持續造成人口流離失所，但各國政策一方面收緊人道移民管道，另一方面又針對具特定技能或資產者開放更具選擇性的途徑。第三，極端高溫、乾旱與強降雨等氣候衝擊正加速人口移動。第四，AI、半導體及其他先進產業需要大量專業技能，而本地勞動市場未必能及時提供所需人才；自動化同時也在改變不同職業的需求，使未來人才供需更加難以預測。  

真正的限制往往不只是人才的供給或需求，而是國家及城市的「承接能力」（Absorption Capacity）。簽證處理、專業資格認可、住宅供給、公共服務及社會融入制度，將決定人口移動能否轉化為經濟優勢。住宅與公共服務若無法配合人口增加，移民可能加劇租金與地方資源壓力；資格認可程序若耗時過長，高技能移入人口可能無法從事與其能力相符的工作；政策若隨選舉週期頻繁改變，企業也難以據此建立長期人才策略。這些問題並非單純的人才錯配，而是承接人才流動的制度與基礎建設未能有效運作。

即使自動化持續發展，移民基礎建設的重要性也不會消失。醫療照護、長期照護、營建及技術性工作仍需要人員實際投入與專業判斷，而 AI 與半導體等快速發展的產業也面臨本地人才供給不足的問題。成熟且可調整的移民制度，能使國家依據自動化的實際影響調整人才流入，並在勞動力需求改變時保留更多政策與人才選項。簽證制度、資格認可及人才管道一旦建立，其效益也可能隨時間累積，進一步支持生產力、創新及財政穩定。

因此，移民不應只被視為政府單方面處理的政策議題。人才流動將進一步影響企業的勞動力規劃、營運據點、投資選址及客戶結構，而企業、政府與社會組織也需要共同建立足以吸引、整合及留任人才的制度。移民不是一項需要臨時處理的緊急狀況，而是一套需要提前建置的基礎建設；其成效不只取決於多少人得以進入，更取決於社會是否具備將人才轉化為長期經濟能力的承接空間。

然而，人才只是未來日益稀缺的關鍵資源之一。當人口結構重新塑造勞動市場時，另一場競爭也正在地球邊緣展開。深層地底與深海的關鍵礦產、北極的能源與新航道，以及地球軌道的有限位置，正逐步成為支撐下一階段經濟成長的新資源。這也將討論帶向下一項趨勢：全球資源競逐（Global Resource Rush）。

全球資源競逐（Global Resource Rush）

隨著人工智慧、數位轉型及能源轉型持續推進，支撐未來經濟發展的關鍵資源正變得愈來愈重要。資源競爭不再侷限於既有陸地礦產，而是逐漸延伸至地球邊界（Earth's Edges）上的三個新前沿領域，包括深層陸地與深海（The Deep）、北極（The Arctic）以及地球軌道（Earth Orbit）。科技進步、地緣政治競爭及氣候變遷，正使這些過去難以開發的區域同時進入快速發展階段。

未來的競爭不只是爭奪關鍵礦產與能源，也包括新的航運路線、稀缺的軌道位置及其他支撐數位經濟與能源轉型的重要資源。然而，這些新前沿領域的治理機制仍不成熟，許多規則仍在形成過程中。企業與政府在追求發展機會的同時，也必須面對環境、地緣政治及治理風險。

當制度、規範與市場機制尚未完全建立時，信任便成為促進合作與支持創新的重要基礎。如何建立可信且負責任的治理模式，也逐漸成為影響資源開發與價值創造的重要因素，進而帶出下一項趨勢「信任經濟（The Currency of Trust）」。

信任經濟（The Currency of Trust）

當企業逐漸進入深海、北極及地球軌道等新前沿領域，並面對人工智慧快速發展及資訊高度流動的環境時，許多既有制度與治理機制已難以完全因應新興風險。在規則尚未成熟、資訊真偽愈來愈難辨識的情況下，信任正逐漸從一項無形資產，轉變為支撐經濟活動的重要資源。

過去二十年間，數位經濟歷經了由資料驅動的 Data Economy，以及由流量與關注度驅動的 Attention Economy。下一階段可能進入由信任驅動價值創造的 Trust Economy。在資料取得成本逐漸下降、人工智慧能力快速普及的情況下，企業競爭力將不再完全取決於掌握多少資料或技術，而是是否具備被信任的能力。

然而，信任正面臨明顯流失。目前的信任赤字（Trust Deficit）主要來自三個層面：科技信任、社會信任及制度信任。過去被視為最值得信任產業之一的科技業，近年因隱私爭議、錯假資訊及演算法透明度問題而面臨信任下降；生成式 AI 的快速發展，也進一步加深外界對資料安全、決策透明度及工作取代風險的疑慮。

社會信任的下降則與數位平臺長期追求流量與參與度有關。社群媒體透過演算法強化個人既有觀點，形成資訊同溫層與極化現象，使不同群體之間的理解與信任逐漸削弱。人工智慧更可能進一步降低製造與散播錯誤資訊的成本，使人們更難判斷資訊真偽，也使社會信任面臨更大壓力。

同時，制度信任也面臨挑戰。政府、企業、媒體及其他社會機構的公信力在許多國家均呈現下降趨勢。當人們開始懷疑決策動機、資訊來源及制度公平性時，即使是合理的政策或創新技術，也可能難以取得支持。研究顯示，企業失去信任時，其價值可能損失約 30%，顯示信任已不只是聲譽問題，而是直接影響企業價值與成長的重要資產。

因此，在 Trust Economy 中，信任不再只是法遵或品牌管理議題，而是需要被衡量、投資、管理及持續累積的策略資產。能夠建立透明度、可信度及長期社會認受性的企業，將更容易取得人才、資源與市場支持。

三、新經濟秩序（New Order）

當企業運作模式、關鍵資源及價值創造方式同時發生改變時，受影響的已不只是個別企業，而是支撐整體經濟活動運作的制度基礎本身。

氣候風險、供應鏈衝擊、地緣政治對立、財富集中及社會不平等等現象，反映出現行制度在面對長期且彼此連動的挑戰時，正逐漸暴露出新的限制。當市場激勵持續偏重短期效率與財務回報，卻未能充分反映韌性、人力資本及長期投資價值時，企業、投資人及政府也開始重新思考資本與資源應如何配置，才能支持未來所需要的長期價值創造能力。

前述趨勢所帶來的改變，最終可能不僅重新定義企業如何運作，也將重新定義市場如何衡量價值、配置資本及創造成長。在這樣的背景下，下一項趨勢不再聚焦於企業如何調整，而是進一步探討支撐企業與市場運作的經濟制度是否也需要重新平衡。

資本主義再平衡（Capitalism Rebalanced）

現行資本主義有效地將資本配置至預期可產生最高短期財務報酬的活動，並獎勵規模與市場主導地位；對於市場尚未定價的成本，則可能予以外部化或忽略。這套激勵機制原本形成於相對穩定的環境，但在 NAVI 世界中，過去創造效率的機制也逐漸暴露出供應鏈脆弱、資本與財富集中，以及長期投資不足等問題。資本主義再平衡並非放棄獲利，而是擴大影響資本與資源配置的誘因，使市場除短期績效外，也能支持多元化、韌性及長期價值創造。

前述七項趨勢正共同改變價值創造的方式。超流動企業重新定義組織運作模式，人機協作擴張人類能力邊界，生產力重塑改變價值衡量方式，人才與移動力成為新的競爭資源，全球資源競逐凸顯關鍵資源的稀缺性，而信任則逐漸成為支撐經濟活動的重要基礎。在此背景下，政府、投資人與企業也開始重新思考資本與資源應如何配置，以在效率之外，同時兼顧韌性、多元化及長期價值創造。

資本與資源配置可能沿著六個方向重新調整：

第一，政府可由短期支出思維逐步轉向長期投資思維，透過教育、基礎建設及公共投資提升整體經濟競爭力。

第二，投資人除關注短期財務績效外，也可能更加重視長期報酬、風險分散及組織韌性。

第三，企業的經營目標可能由單純追求股東價值，逐步擴展至兼顧員工、客戶、供應商及社會等更廣泛利害關係人的價值創造。

第四，市場可能逐步將環境與社會外部成本納入資源配置考量，使過去未被市場充分反映的成本得以被適當定價。

第五，人才流動、教育及相關基礎建設的重要性將持續提升，人力資本逐漸被視為長期競爭力的重要來源。

第六，企業與政府也可能持續加大對人才培育、創新及研發的投入，以提升創新與智慧資本的價值創造能力。

其核心並非放棄市場機制，而是透過調整誘因與資源配置方向，使金融資本、人力資本及自然資本能夠共同支持更具韌性且可持續的長期成長。

資本主義再平衡並非獨立存在的單一趨勢，而更像是前述七項趨勢共同推動下的結果。當組織、人才、資源與信任的重要性持續提升時，企業競爭力將不再只取決於短期績效，而在於是否具備持續投資未來、創造長期價值及適應變化的能力。正如報告最後所指出，超流動企業消除了摩擦、人機協作擴展了能力、生產力重塑重新定義價值、人才重塑打造適應性勞動力、移動力基礎建設促進人力資本流動、全球資源競逐決定成長所需資源，而信任則賦予企業持續經營的社會基礎；資本主義再平衡，則是讓上述一切得以實現的底層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