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US 的下一步：從減碳技術走向可融資的淨零基礎建設

面對難減排製程與低碳競爭，CCUS 除須具備技術可行性，更需透過制度、政策與市場機制，建立可被金融機構評估的商業模式。

概要

• 臺灣難減排產業推動 CCUS，不僅需要成熟的捕捉與封存技術，也需建立可量測、可認證的制度基礎。
• 政策支持與市場價值須共同降低初期投資不確定性，讓碳費減省、補助、憑證及低碳溢價形成更穩定的經濟效益。
• 當收入可透過明確制度或長期合約予以預測，且風險能合理分配，CCUS 才可能由減碳工具發展為具融資潛力的基礎建設資產。

臺灣的淨零轉型，已從目標設定進入執行階段。未來十年，企業面對的不只是減碳承諾，而是用電需求成長、供應鏈低碳要求與高排放製程轉型的共同壓力。當再生能源、節能與電氣化仍不足以處理所有排放時，碳捕捉、利用與封存 (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 CCUS) 便不再只是技術選項，而是臺灣能否完成深度減碳的重要基礎建設。

從全球趨勢來看，CCUS 正由示範走向規模化。安永分析指出，全球碳捕捉量有機會由 2024 年約 6,600 萬公噸／年，成長至 2035 年約 4 億 4,600 萬公噸／年，其中永久封存將是主要成長方向之一。臺灣「CCUS 減碳旗艦行動計畫」則設定 2030 年 176 萬公噸、2032 年 400 萬公噸、2035 年 600 萬公噸 CO₂e 的減碳目標，並規劃 2026 至 2030 年先以碳捕捉後再利用 (CCU) 建立商業模式，2030 年後碳捕捉後封存 (CCS) 的效益才逐步浮現。簡單來說，CCU 偏向把二氧化碳轉為可利用的產品或原料，CCS 則偏向長期封存；兩者都屬於 CCUS 的一部分，但商業模式與風險條件不同。

同一時間，臺灣用電需求仍在增加。經濟部「114 年度全國電力資源供需報告」推估，2026 至 2035 年用電需求年均成長率約 2.5%，並將 AI 資料中心、半導體產業用電、經濟成長與深度節能納入評估。企業未來不只需要更多電，也需要更多穩定、可信、可被國際供應鏈接受的低碳電力。

對鋼鐵、石化、水泥、電力等難減排產業 (Hard-to-Abate Sectors) 而言，有些排放不是單靠改用再生能源就能解決，尤其是製程本身產生的碳排。CCUS 的角色，不是取代再生能源，而是補上淨零路徑中最難處理的一段。旗艦計畫也將發電、鋼鐵、石化、水泥等產業列為推動重點，並規劃北、中、南碳捕捉封存樞紐中心，以整合產業聚落與封存場址。換言之，臺灣推動 CCUS，不只是為了減少排放，也是為了因應碳費、國際供應鏈要求與日益加劇的低碳競爭，維持關鍵產業的長期競爭力。

CCUS 要真正落實，不能只問「技術能不能捕碳」，更要問「捕下來的碳能不能被認證、被合約化，並產生可被金融機構評估的經濟價值」。從企業角度看，CCUS 可能帶來經濟效果，但能否轉化為穩定現金流，同時緩解企業減碳的挑戰，須視制度認可、政策支持與價值提供三根支柱能否真正落實。

一、制度認可：臺灣碳費制度已啟動，年排放量達 2.5 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以上的電力、燃氣供應與製造業納入收費對象，自 2025 年排放量開始計算，並於 2026 年依適用費率繳費。若 CCUS 形成的減量成果能被制度認可，便可能降低碳費負擔；但其能否支撐投資，仍取決於費率水準、減量認可方式與政策穩定性。

標準與認證將決定 CCUS 能否從減碳宣稱走向金融定價。例如，由台經院、TUCA、BSI 與國際領導企業共同制定的 PAS 247 去碳電力監測與核算標準，目的在於為配置 CCS 技術的火力電廠建立去碳電力的監測與量化方法。去碳電力不能只靠企業宣稱，而必須能被量測、查核與揭露。未來若去碳電力要形成憑證、企業購電合約或綠色金融商品，這類標準將成為市場定價與金融評估的重要基礎。

二、政策支持：投資抵減是政府為鼓勵特定投資，允許企業在購置符合條件的設備或技術後，抵減部分應繳稅額。現階段 CCUS 成本在多數情況下仍高於當前碳價或自願性碳權價格，若缺乏政策支持與收入支持機制，企業投資往往容易延後。國際經驗中，差價合約可在碳價不足以覆蓋捕捉成本時，由政府或指定機構補足差額，使金融機構更容易評估長期現金流。

三、價值提供：CCUS 技術本身必須提供價值，來源可能是二氧化碳再利用、憑證收入或低碳產品溢價等。再利用可將二氧化碳用於化學品、低碳燃料或建材；憑證收入則是減碳成果經認證後，形成可交易或可揭露的減碳憑證；低碳產品溢價則來自下游客戶願意為低碳材料、燃料或電力支付較高價格。不過，這些收入能否成立，仍取決於市場需求、價格形成機制與合約穩定性，不能被視為必然收入。

臺灣目前仍在累積早期經驗。旗艦計畫提到，苗栗鐵砧山已於 2024 年底完成監測井，並持續進行環境背景基線監測；根據公開資訊及政府審查資料，鐵砧山碳捕存跨部會試驗計畫已通過相關審查程序，規劃進行為期三年、共 30 萬噸二氧化碳封存量，注入後亦將持續進行監測。這項案例的價值，不只在於封存多少二氧化碳，更在於建立臺灣自己的場址評估、注入、監測、風險溝通與法規銜接經驗。

從安永全球觀點來看，CCUS 商業化的關鍵，不是單一捕捉技術，而是國家是否能建立完整生態系。這包括釐清排放基線與產業需求、選擇適合的部署模式、建立監測與封存責任制度，並透過碳定價、補助、投資抵減或收入支持機制，降低企業投資不確定性。臺灣規劃北、中、南碳捕捉封存樞紐中心，方向上接近國際常見的 hub 或 cluster 模式。這類模式可讓多個排放源共享運輸與封存基礎設施，降低單一企業自行投資的門檻；但也需要清楚的容量分配、使用費率、責任歸屬與長期監管。

投資人會問的第一個問題，通常不是「能不能捕碳」，而是「這會是一項資產，還是長期成本」。如果收入來源只是政策願景或短期補助，CCUS 很難支撐專案融資；但若透過降低碳費支出、取得補助、投資抵減、憑證收入或低碳產品溢價，並進一步透過長期合約或明確制度轉化為可預測現金流，CCUS 才可能逐步具備基礎建設資產的特徵。對金融機構而言，CCUS 的核心不只是捕捉效率，而是收入能否合約化、風險能否分配、現金流能否預測。

CCUS 不會是解決淨零問題的唯一答案，也不應被包裝成萬靈丹。它真正的價值，在於補足那些短期內難以消除、卻又必須被管理與驗證的排放。當減碳成果可以被量測、被認證、被合約化，並轉化為可預測現金流，CCUS 才有機會從政策驅動的減碳工具，轉變為金融機構可參與的基礎建設型資產，進一步支撐臺灣產業競爭力與淨零轉型。

（本文由安永財務管理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執行副總經理馮熾煒、副組長林浩騰聯合撰寫）